嗯，我觉得他的博客反映出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问题的解决出路不一定非要是民主化，而是一定要法治化。
通常我们会容易感到的是民主落后，但是即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民主国家，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很难理解这到底是哪门子的民主。或者说说新加坡也行。不过这两个看起并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法治很给力。所以官吏要守法为政，人民要守法兴业。而其它很多二流的民主国家，照样是贫困而落后的，因为没有真正的法治，就算是搞选举，选出来的也大抵是贪官污吏的走狗。在这一点，江学长高瞻远瞩提出的法治腐败这一点，也许是实情，但不能说最大，而要说首先。之所以说首先，是因为官僚行政腐败是不可能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盛行的。而要健全法治，首先要给管法治的人绝对的独立权力，这跟三权分立是一样的道理。但中国目前还没有。
中国的问题是，主要采取的依然是人治。加之在一党独大的局面下，缺乏公正而独立的“法官”来监督国家的法治，就会造成社会不公，竞争无序。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科技人员会追星赶日绞尽脑汁地搞发明创造么？我看是不会的。既然不会，那这个国家的商业技术就很难快速提高，将永远处于二流地位。当官的会愿意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来升官么？我看也不会。既然不会，这个国家的官吏就都会是些阿谀奉承之流，民生就会完蛋的。
在如今经济高速的发展下，再加之信息传播日益迅捷带来的功效，社会制度的变革是迟早会来的，这是老祖宗讲的规律。是暴风骤雨式，还是如浴春风式，可拭目以待。自己准备点安身的口粮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是必要的。
附：于建嵘的腾讯微博地址 http://t.qq.com/yujianrong
中国网2008年的网页（出处）上有这么一张图片，上面画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三十年前134元；今天4140元”。乍看起来，三十年来农民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增加了约30倍了，也就是说翻了5番，应该日子相当红火了可不是。但转念一想，前阵子四川有个汤玉莲老婆婆，33年前（1977年）存了400元，如今算下来才800多元钱，这贬值贬得可不是一般的厉害。想到这里，我决定还是用黄金的价格来衡量一下这“翻了5番”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KITCO网查之,1978年年末的黄金价格是226.00美元/盎司，2008年年末的黄金价格是869.76美元/盎司。中国银行网查之2008年年末的人民币美元基准价汇率是6.8346人民币/美元。1978年的人民币美元汇率的一个非权威的数据是1.5771人民币/美元（出处）——该出处里1981年以后的数据和维基百科的词条“人民币汇率”基本一致。简单计算了一下，1979年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价值0.3760盎司的黄金，200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价值0.6964盎司的黄金，也就是说增加尚不足1倍。
算到这里，我想起了厂房里那台价值数十亿日元的机器，和世界上这最NB的印钞机相比，依然不过是人间天上之别。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去年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生孟建伟在网上曝光老家住房被拆，家父被打死。事情闹大后，幕后有人传出话来：只要不超过两千万，愿意私了。这个交易是否可以接受呢？假设这样分析一下：
一、如果达成这个交易，将免去幕后老板可能的牢狱之灾。他之所以愿意花两千万来解决，显然是牢狱之灾给他带来的损失要大于两千万，所以达成交易对幕后老板是合算的。
二、如果达成这个交易，复旦学生能够拿到的赔偿可能远远高于打赢官司后所得到的补偿。在当前毫无公信力的法制体系下，他能够拿到的补偿不太可能会超过千万。即使是作为他复旦博士的身份，他一辈子能够挣到的钱也不太可能超过千万，何况冤死的还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显然，从经济角度上说，对他来说也是合算的。
在人已经死亡的现状下，达成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无弊，至少从经济角度上看如此。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然而，当我们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去看时，这无疑是极其丑陋的。
事实上，经济学也会考虑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个交易的外部性如何呢？
显然，对幕后老板们而言，可能的情况是：
正的外部性：两千万夺农夫一条命显然太贵了，以后房地产商强拆时会注意不要把人打得太狠，打死就不好了；
负的外部性：既然钱可以消灾，只要有钱，万一出了人命也不用怕。
而对被拆迁户们而言，可能的情况是：
负的外部性：既然青天白日之下的杀人都得不到法律的惩治，法律是如此的不可靠，以后自己要么低头悠着点，要么只有采取更极端的以暴制暴的手段才能自救。
新年伊始，北陆的严寒中，想到过去这几年里发生的周老虎、三鹿奶粉等等事件，以及最近的钱云会案件，公信力长期缺失的后果，恐怕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吧。
先聊一下“价格”这个经济学里面的基本概念。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价格根本上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围绕价值波动，而价值是由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而西方微观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的，其中供求曲线是价格随商品数量递增的曲线，而需求曲线是价格随商品数量递减的曲线。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这的确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是正确的。那么西方微观经济学错在哪里呢？不妨先来看看西方微观经济学是怎么解释需求曲线的。简而言之，需求曲线是由一群人的支付意愿决定的。按这些人的愿意支付的价格从高到低排列构成纵轴坐标，并将这些人的需求量累计构成横轴坐标，需求曲线就形成了。正如曼昆举例解释说：约翰愿意花100美元买猫王的一张专辑，而保罗是80美元，乔治70美元，格林50美元等等。但是，这里忽略或有意隐藏了这样两个重要事实：他们买专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约翰的支付意愿要远远高于格林？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微观经济学里，两种“价格”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价格是建立在商品-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交换别人的劳动成果，而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而已。而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只是描述了商品-货币交换，强行割断了交易的本质，把货币作为了交换的起点或终点。由此，我可以这样简单认为：约翰他们的钱是劳动挣来的。假设他们都生产同一类商品，相对格林而言，约翰的支付意愿高，是因为他收入水平要高（忽略个人的嗜好等干扰因素）。而收入高是因为他工作的生产效率要高，这也意味着他生产该类商品的劳动时间要少。当他们出售该类商品时，却是以同一价格（这其实是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来计算，因此约翰可换取的价值多，或者说收入高。从根本上说，约翰愿意花更多的钱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以之前的交易结果为基础的，或者说并不是商品交易的起点，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鲜亮外衣被扒光，商品-商品交换的内在联系就体现出来了，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价值。对此，西方微观经济学一直是讳莫如深。然而，西方微观经济学在定性或定量地解释价格机制上所做出的许多理论成就是决不可忽视的。而马克思经济学总是一针见血，客观而本质，并且省略了人的主观性上的外在因素。
再来聊一下，“贸易的好处”。这是我在过完暑假返回鱼津的途中想到的这个问题。曼昆用“比较价格”和“消费者剩余”解释了“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以艾索兰德国的钢铁进出口为例，解释了在各种价格及政策情形下的受益者。然而这个国际贸易的模型毕竟是简单的，它并没有考虑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问题。由此我不禁想到了关于国内“伪幸福”的话题。相对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而言，经济落后地区本身没有太多的产业，唯一具有比较价格优势的就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在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是商品，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观点）。而受益者就是购买具有比较价格优势“劳动力”的买家，也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生产的商品也具有比较价格优势，当这些商品倾销在经济落后地区时，受益者自然就是尚还留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买家，也就是那里的没有外出务工的居民。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的居民就是那些“劳动力”的家属，他们同时还接受着来自“劳动力”的经济补给。而“劳动者”他们是丝毫不能享受这种贸易的好处的。此刻，我正身处于“劳动力”之列，这真是一场悲剧。
上个月，兄弟来鱼津玩。在前往立山的前晚我聊到此，他质疑：在日本，外国人正式工和日本人的收入基本是一样的，你怎么认为日本的资本家受益？收入基本平等的事实我是赞成的，但我辩解说：因为政府需要资本家缴税来维持社会福利和办教育，而培养一名日本人劳动力本身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财力的。而且社会还有养老的负担——后来我又想到——对于一个因为生产力提高而人口处于正常自然下降通道的社会，进口劳动力应该是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或许才是日本社会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正解。
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事，本来并不会太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此人，藏独达赖喇嘛、疆独热比娅，甚至法轮功李洪志大师，该奖也都是欲颁之已久的。说起来，这事本身倒有先例，苏联人帕斯捷尔纳克就因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获文学奖，因为它符合了西方的价值观。小说我虽没看过，但看过大卫・里恩拍的电影，这是一部在美国一度最卖座的电影。电影很感人也很片面，里面既反映了人性的懦弱，因为要把每个人都锻炼成革命者显然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过安定哪怕平凡而市井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和导演对苏联社会革命的理解之片面，革命的矛头是直指资本家的，这不难从《资本论》里两位导师“愤青”般的前言里看出。
可惜的是，无论是经济制度、法治制度还是政治制度，社会主义都不如资本主义老练。我所能想象的情况是，东德没落的老共产党员很可能要抱怨两位导师为什么不具体地著述一个优越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制度，而偏要写那么多哲学的东西。共产主义在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有效成就虽起步于《资本论》，目前恐怕也仅止于《资本论》。因为苏联历经近七十年失败了，中国也还在试验研发中。虽然目前唯一清楚无疑的是资本制度不公平性的根源，但是共产主义尚无法在切除这个毒根的同时生长得更加快速和强壮。
至于六四事件，正是后来那些人所拍的纪录片，才使人更深刻看清了那场打着“民主”这个高科技招牌的闹剧是没有前途的，即使没有后来中央政府的武力干涉，他们的意志以及自律性也不足以维持太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在还没有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夺权，要分权了。难怪邓小平要叹气，该来的还是要来的，言下之意便是这事也怪不得老夫了。所以我想《零八宪章》写得再好，也精彩比不过《日瓦戈医生》，何况是纸上谈兵，不看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