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不好也有好一段时间了,自然也无心在这里爬格子。不过,想说了还是说几句的好。
想到的也只是：恐怕,“和谐社会”终究是个笑话。原因说起来，不过是“外忧内患”四个字。
先说外忧。从黄岩岛所见，无非是软弱和无能，软弱得甚至连发动群众也不敢了。是当今的学生懂了政治的利害而不愿掺和游行，还是和谐的水平太高，谁也掺和不了，我不得而知。总之群众运动是没有了，丢了当年镇压西藏叛乱的胆。而至于无能，当年邓要教训越南的时候，不说杀鸡儆猴，只是去美国放了个消息，说小弟弟不听话，这也就免了给越南的后台大佬苏联带来难堪。而如今，本无底气和美国比试一番，却要口口警告它，弄得它不出面来摆个姿态都不行。为什么那么在意美国呢？原因是裸官太多，半裸的也比比皆是。想来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个利益牵涉得太厉害。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真的敢教训菲律宾吗？我看是不敢的。这倒不是武力上不占优，而是牵涉到利益分配和民众心态的问题。动武，必然意味着军方内部要员要在一定程度上洗牌，以及军费利益的重新分配。一打，军方内部人人自危，乱了的话，其实说打的人自己也危险了。动武，也意味着民众在近年来的新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的不满会找到一个绝好的宣泄口。万一战打得不好看，那就有得好戏看了。与此类似的领土问题大凡如此热闹，想来和谐的指标也应有国际标准，然后就可以说领先了。
内患才真正是危机。首先还在于民生产业，又以制造业为最。先是国进民退，然后外资也要退。那么谁来搞那些竞争激烈利润水平低的产业呢？那些游手好闲、脑满肠肥的官员会看得上眼么？只要有得税可以收就行嘛。问题是没有产业哪有税收？GDP只是一个假象，并不能反映技术水平和力量，要说这玩意儿，清朝那时候还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呢。而如今民众上缴的税，血汗钱呐，绝大多数都砸在了餐桌、宾馆、铁公基、论文专利的数量这些东西上了，用得一无是处。反正老外们背地里说stupid的时候，也传不到上层的耳朵里，不然要信访局干嘛。然后是民怨。什么和谐啊，不折腾啊，唱红啊，站好队伍啊，看过《浪潮》的朋友应该就很清楚，这其实就是法西斯搞的那套东西嘛。“三鹿奶粉”、“高铁追尾”、“皮革胶囊”的受害者，我想只要他们的亲友还活在世上，就会是人民专政的敌对对象。最后就是民风。开始民众还能抱怨抱怨，然后发现抱怨了其实也没有用，接着连抱怨的权利也没有了，最后谁也不想抱怨了，就静静地等着大坝决堤的一刻。现在的青年懂事早，此风气蔓延到军队，谁知大限还有多久呢。苏联倒了，并不全是美国人厉害。如此想来一算，苏联上世纪70年代辉煌之后，不过20年余命而已，况且人家还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谁知道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危机会怎么样呢？过惯了挥霍美钞的日子，恐怕是再也过不了勒紧裤带的日子的了。
涂鸦于2012的“五四”
嗯，我觉得他的博客反映出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问题的解决出路不一定非要是民主化，而是一定要法治化。
通常我们会容易感到的是民主落后，但是即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民主国家，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很难理解这到底是哪门子的民主。或者说说新加坡也行。不过这两个看起并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法治很给力。所以官吏要守法为政，人民要守法兴业。而其它很多二流的民主国家，照样是贫困而落后的，因为没有真正的法治，就算是搞选举，选出来的也大抵是贪官污吏的走狗。在这一点，江学长高瞻远瞩提出的法治腐败这一点，也许是实情，但不能说最大，而要说首先。之所以说首先，是因为官僚行政腐败是不可能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盛行的。而要健全法治，首先要给管法治的人绝对的独立权力，这跟三权分立是一样的道理。但中国目前还没有。
中国的问题是，主要采取的依然是人治。加之在一党独大的局面下，缺乏公正而独立的“法官”来监督国家的法治，就会造成社会不公，竞争无序。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科技人员会追星赶日绞尽脑汁地搞发明创造么？我看是不会的。既然不会，那这个国家的商业技术就很难快速提高，将永远处于二流地位。当官的会愿意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来升官么？我看也不会。既然不会，这个国家的官吏就都会是些阿谀奉承之流，民生就会完蛋的。
在如今经济高速的发展下，再加之信息传播日益迅捷带来的功效，社会制度的变革是迟早会来的，这是老祖宗讲的规律。是暴风骤雨式，还是如浴春风式，可拭目以待。自己准备点安身的口粮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是必要的。
附：于建嵘的腾讯微博地址 http://t.qq.com/yujianrong
中国网2008年的网页（出处）上有这么一张图片，上面画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三十年前134元；今天4140元”。乍看起来，三十年来农民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增加了约30倍了，也就是说翻了5番，应该日子相当红火了可不是。但转念一想，前阵子四川有个汤玉莲老婆婆，33年前（1977年）存了400元，如今算下来才800多元钱，这贬值贬得可不是一般的厉害。想到这里，我决定还是用黄金的价格来衡量一下这“翻了5番”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KITCO网查之,1978年年末的黄金价格是226.00美元/盎司，2008年年末的黄金价格是869.76美元/盎司。中国银行网查之2008年年末的人民币美元基准价汇率是6.8346人民币/美元。1978年的人民币美元汇率的一个非权威的数据是1.5771人民币/美元（出处）——该出处里1981年以后的数据和维基百科的词条“人民币汇率”基本一致。简单计算了一下，1979年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价值0.3760盎司的黄金，200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价值0.6964盎司的黄金，也就是说增加尚不足1倍。
算到这里，我想起了厂房里那台价值数十亿日元的机器，和世界上这最NB的印钞机相比，依然不过是人间天上之别。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去年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生孟建伟在网上曝光老家住房被拆，家父被打死。事情闹大后，幕后有人传出话来：只要不超过两千万，愿意私了。这个交易是否可以接受呢？假设这样分析一下：
一、如果达成这个交易，将免去幕后老板可能的牢狱之灾。他之所以愿意花两千万来解决，显然是牢狱之灾给他带来的损失要大于两千万，所以达成交易对幕后老板是合算的。
二、如果达成这个交易，复旦学生能够拿到的赔偿可能远远高于打赢官司后所得到的补偿。在当前毫无公信力的法制体系下，他能够拿到的补偿不太可能会超过千万。即使是作为他复旦博士的身份，他一辈子能够挣到的钱也不太可能超过千万，何况冤死的还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显然，从经济角度上说，对他来说也是合算的。
在人已经死亡的现状下，达成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无弊，至少从经济角度上看如此。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然而，当我们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去看时，这无疑是极其丑陋的。
事实上，经济学也会考虑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个交易的外部性如何呢？
显然，对幕后老板们而言，可能的情况是：
正的外部性：两千万夺农夫一条命显然太贵了，以后房地产商强拆时会注意不要把人打得太狠，打死就不好了；
负的外部性：既然钱可以消灾，只要有钱，万一出了人命也不用怕。
而对被拆迁户们而言，可能的情况是：
负的外部性：既然青天白日之下的杀人都得不到法律的惩治，法律是如此的不可靠，以后自己要么低头悠着点，要么只有采取更极端的以暴制暴的手段才能自救。
新年伊始，北陆的严寒中，想到过去这几年里发生的周老虎、三鹿奶粉等等事件，以及最近的钱云会案件，公信力长期缺失的后果，恐怕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吧。
